一个小红书前员工的“复仇”

6月底，陈浩发出一封邮件，目标直指香港证监会。他清楚，这场仗，又开始了。

两年多前，他还是小红书的一名员工，如今，他的身份是“举报人”。

小红书的麻烦，听起来简单：上市信息披露违规。

跟陈浩打劳动官司的时候，小红书的说法是，境内外主体“不存在控制关系”；可到了上市申报文件里，同一对主体又变成了VIE协议“紧密控制”。

自相矛盾，两套说辞。

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后的巨头，小红书正处于IPO的关键时刻，只差临门一脚——递表港交所刚满半个月，前员工的举报信就摁到了监管的案头。

一个普通劳动者，和一家3500亿市值的巨头公司，就这样公开对上了。陈浩说，他身后还站着50个同样遭遇的员工。

一场巨大的风暴，已经降临。

1、

陈浩和小红书的矛盾，起点是一次被离职。

2024年12月，他还是小红书华南本地直客销售部的负责人，年薪总包150万到160万，期权占了三分之一。然后，公司出手了——以“不胜任工作”为由，直接单方解雇。距离他名下首批期权成熟，只剩5个月。

劳动合同签在境内主体“薯一薯二”，期权协议则与境外主体“Xingi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”签署。公司最初提出11万余元的N+1补偿方案，劝他“体面一点”。他没接。

他的业绩完成率是120%。被辞退这件事，他后来形容为“巨大的侮辱”。

此后的两年，仲裁、庭审、调解，一个都没落下。

法庭上，小红书法务的辩护套路很清晰：期权由境外主体授予，和境内公司“不存在控制关系”，要拿期权，得去境外仲裁。

但事情没有按他们预想的方向走。经过两年漫长的拉锯，天河区法院一审、广州中院二审，均采用了穿透式审判认定，境外VIE架构和境内公司是同一控制人，期权属于劳动报酬的一部分。

最终，小红书合计赔付约85万元，其中违法解除赔偿金19.06万元，期权损失66.15万元。

这是国内首例，明确认定境外VIE架构下，期权属于劳动报酬的生效判决。

判决书到手，陈浩没有就此罢休。他开始了下一步。

2026年6月15日，彭博社报道小红书计划在6月底前向港交所秘密递表，估值超过500亿美元，2026年预期利润可能达到30亿美元。与此同时，小红书拿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权，开赛首日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较赛前暴涨55倍。

一切都在指向一个完美的上市窗口。

十三天后，陈浩的举报邮件抵达港交所和香港证监会。他提出的三项诉求，精准击中了港股上市审核的三条红线：核查VIE架构信息披露矛盾、强制披露用工违法记录、ESG劳工合规缺陷。

7月7日，他又向中国证监会实名提交了举报。

接近小红书的人士试图灭火：“该纠纷在法律程序上已终结，属普通劳资争议，与公司上市进程无关。”

但截至目前，小红书官方未就此做出任何回应。

2、

为什么这封举报邮件如此致命？这得从2000年说起。

那一年，新浪在纳斯达克上市，干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——设计出VIE架构。

互联网业务涉及外资准入限制，境外投资人不能直接持有境内运营公司的股权。于是，新浪在开曼群岛注册境外上市主体，通过香港公司和境内外商独资企业，与境内经营实体签署一系列协议，实现“实际控制”境内业务，最终完成上市。

这套架构后来被阿里巴巴、百度、拼多多、京东、网易悉数效仿，民营房企、新能源汽车、AI原生公司也照搬套用，成就了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黄金时代。

另一方面，通过VIE架构规避员工期权兑付，也成了业内默认的潜规则。北京某法院曾在一起相关案例中，驳回了员工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跨境仲裁的高昂成本与漫长周期，让绝大多数人直接放弃了维权。

熟悉香港上市流程的投行朋友说，监管不是不知道这个灰色地带，但香港上市采取的是披露原则——公司没有披露诉讼情况，只披露VIE相关协议和潜在风险，监管就默认程序上过关。

但陈浩的判例，把游戏规则改了。

这份生效判决提供了一份证据，证明小红书VIE在诉讼和上市情境中，表述不一致，涉嫌违规。而港交所对红筹VIE信息披露一致性有硬性要求，两套矛盾的说法，必然触发专项问询，压力给到了保荐人、上市承销商，以及小红书自己。

更深远的，是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，都要被改写。

未来，采用VIE架构赴港上市的公司，对员工的期权激励必须重新设计；招股书中要充分披露境内用工合规状况和期权纠纷风险。保荐机构和境外律师，也得就境内运营主体与境外期权平台的关系，出具专项说明。

3、

陈浩的举报，很可能让小红书的上市进程，再往后拖一拖。

2018年起，这家公司就有了上市意向。但真正被广泛关注，是2024年6月，小红书被传已聘请高盛和摩根士丹利，计划下半年赴美上市。结果7月中概股监管环境骤然收紧，上市计划被迫暂停。

此后五年，小红书进入了一段漫长的等待期。上市传闻不断，目的地从美国换到港股，但都未兑现。

小红书就像一个不断被传“即将出嫁”却始终未能成行的新娘。

2025年，动作开始变得具体。公司洽租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办公场地，引入原今日资本合伙人戴丽担任CSO。一系列资本层面的操作，让市场再度燃起上市猜想。

今年6月，确切消息终于传来：小红书要赴港上市。

市场沸腾了。这将是近年来香港规模最大的互联网IPO。上一次，还是滴滴。

小红书背后，站着一个庞大的、闪耀的投资人群体。成立13年来，累计完成7轮融资，几乎集结了半个创投圈。

早期投资方包括真格基金、金沙江创投、纪源资本；C轮后腾讯、阿里相继入场；淡马锡、DST Global、红杉中国、中信资本、博裕资本、高瓴资本等顶级机构陆续跟投。

从170亿美元到310亿美元再到500亿美元，小红书在18个月内估值翻了近两倍。某种程度上，它是互联网时代最后一个尚未上市的超级平台。

现在，它正被一个普通员工的邮件，拖入漫长的合规问询周期。

一个打工人，用法律赋予他的武器，向一家不可一世的巨头发起了攻击。

4、

过去两年多，陈浩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一门心思在打这场官司。

过程艰难而辛苦，他也一次次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有必要这么做。但每一次想起自己被无理由解雇的伤痛，每一回看到对方法务套路化的辩护，每一次接到前同事的求助电话，都让他坚持了下来。

有人认为他是为公平和正义而战的勇士，有人把这事看成一场个人对抗资本的行为艺术，也有人骂他阻挠了小红书上市，断了别人的财路。

陈浩说，自己最深的感受不是纠纷的拉扯，而是一家企业极致的程序性傲慢，对规则的漠视和投机，让他憋着一股劲，一定要给它一记警钟。

这是一个普通打工者的“复仇”，也是一场追寻内心公平的救赎。

他说很感激广东法院，VIE架构下期权得到支持的首个案例，得益于司法理念、政策和实践的进化。

2024年12月，最高法一份征求意见稿里提到，股权激励纠纷属于劳动争议，这份文件虽未生效，但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。2024年4月，广东省高院与省人社厅首次联合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，明确将股权激励纳入新类型纠纷。

广东法院采取的穿透式审判原则，直击问题的本质，将VIE架构拆解，找出了实际控制人——都是小红书创始人毛文超。

陈浩说，他不是要更多补偿，而是想要两件事：一是个人背调信息疑遭泄露、因此被针对性报复的经过得到调查；二是被单方解除劳动关系，希望得到公司的正式道歉。

陈浩手中还有一份“近50名有相同遭遇的前同事”名单。若这些人同步发起仲裁，小红书将面临数千万级别的一次性赔付。这笔或有负债，在上市材料中也未充分提示。

当前，小红书正处于上市静默期，没有发声，监管部门也尚未有表态。但陈浩举报泛起的涟漪，已经扩散出去了。

今年似乎特别流行这种草根觉醒和抗争的叙事。前有钉钉员工幽素一篇7.5万字长文，导致CEO无招下台；后有陈浩两年坚持不懈单挑小红书。他的举报，会让小红书上市折戟吗？

结果并不确定。

但有一点很清楚：当员工开始用长文、法律、舆论这些现代工具，去对抗系统与组织的傲慢时，力量的博弈正在发生微妙变化。传统的威权，正在被悄悄消解。

这或许，是2026年这个夏天，最值得铭记的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