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laude写80%代码，Anthropic工程师却越来越孤独

造出Claude Code的那拨人，已经先一步尝到了它带来的孤独。

“写代码，已经不再是瓶颈了。”Anthropic工程负责人Fiona Fung在几天前的Lennys Podcast上这样说道。她负责Anthropic的Claude Code与Cowork团队，连Claude Code之父Boris Cherny都是她下属。正是她领导的这两款产品，把Anthropic自家的代码产出推向了历史高位。

Anthropic刚公布的数据相当惊人：工程师的人均季度代码产出量，是2021到2025年的8倍。

Anthropic工程师人均季度代码产出变化（以2025年前均值为1倍基准）。2025年起逐季陡升:Q1的1.2倍、Q2的1.5倍，到2026年Q1已达5.8倍，Q2冲到8.0倍。最右侧斜纹柱为尚未走完的部分季度。来源:Anthropic报告《When AI Builds Itself》

背后推动这8倍效率的，正是Fiona带领的团队——同时扛着Claude Code和Cowork两条产品线，被外界称为“全世界最AI化”的工程团队。

可在同一场对谈里，Fiona也提到了技术突破之外的另一件事：团队最近大家越来越不跟人说话了，工作开始变成一种孤独的体验。一支号称80%代码都由Claude写出来的团队，率先感受到了使用Claude之后带来的孤独。

Anthropic公司Claude Code和Cowork团队的工程负责人Fiona Fung

对话中，主持人Lenny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：在这个全新的软件工程世界里，到底有什么东西丢了？Fiona提到了团队成员因过多使用AI而交流减少的事实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孤独感。一边是8倍效率的狂奔，一边是从人际真空悄悄渗出的孤独。

这也是为什么这家把AI编程做到极致的公司，要靠黑客松、结对编程午餐等人为线下活动，把丢失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重新补回来。

当协作变成“平行游戏”

过去工程师写代码，主流方式是结对编程。两个人一台机器，一个敲，一个盯，边写边聊：知识就在这种交流中自然传递。主持人Lenny对此深有感触。他说自己做过十年工程师，以前是一队人合写一套代码；现在呢，是“十个Claude并行在跑”，各干各的。他用了一个特别贴切的词，说这像幼儿的“平行游戏”——几个孩子并排坐着，谁也不打扰谁，各自搭各自的积木。

Fiona认同这个说法，还补充道：“我们做结对编程时，居然能从彼此身上学到这么多。每次看别人怎么用，我自己都能学到东西。”以往是“人+人”，现在成了“人+AI”。有一项对比研究显示，人和AI之间的知识传递频率，跟人和人之间其实差不多。但交互更单向，而且开发者在接受AI建议时，比接受同事建议时审视得更少。换句话说，协作还在，但人与人交流的那种“社会性”没了。

为了把流失掉的连接补回来，Fiona的团队想了些土办法：结对编程午餐、黑客松、把“专注时段”凑到一起等等。说白了，就是制造一些让工程师重新坐到一起的由头。

代价远不止孤独

孤独之外，Fiona还点出了它的另一项“副产品”：上下文切换。当一个人手里同时跑着一堆智能体，注意力就被撕成了碎片：“如果你有20个智能体在跑，就有无穷无尽的查看、审查，你还得记着自己刚才到底在干嘛。”主持人追问有没有解法，她坦言还无解。

还有一种更隐秘的损失——心流。Lenny回忆起当工程师的日子：一个难缠的bug，戴上耳机放首歌，整个人沉进去，最后看着它编译通过的那一下，爽得想喊出来。Fiona称这种体验确实在变淡：“我听别的工程师也讲，有些我以前最享受的难处，现在没了。”

最让人上瘾的恰恰就是那个“最难的部分”，而它如今正好是AI最擅长的，当被自动化后，乐趣也被一并带走了。

比孤独更深的问题，还有工作意义的减弱。在那份关于AI递归自我改进的报告里，一名员工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：顺利时会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不重要，因为所有事情都已被自动化；可一旦系统崩了、又查不出原因，才惊觉自己已经不知道这段时间到底在忙什么了。

这不是个别情绪的宣泄。Lenny也提到一位做数据科学的朋友：如今他大半时间在审别人用AI跑出来的、并不算高明的分析，“一半时候还是错的”，这让整份工作彻底变了形。

Menlo Ventures合伙人Deedy Das更是提到，多数软件工程师正面临一场“濒临抑郁的身份危机”。他把人分成两类：一类是重度依赖AI、参与感越来越低的“偷懒者”，离开AI后，自己究竟还会什么、能做什么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；另一类是他称作“匠人”的资深工程师，得去理解、审查、修补那一大堆AI生成的代码。这些匠人们现在非常累，不仅身上压着审查的全部负担，而且他们热爱的那门手艺已经死去。

瓶颈不会消失，只是换了个地方

在Fiona看来，写代码不再成为瓶颈，但瓶颈不会凭空消失，只会转移到别处。比如验证。“去年我们甚至还没有Claude代码评审，人类评审员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。”代码生成快到一定程度，人审不过来，就成了新的堵点。更麻烦的是，提交代码的人也变多了。“现在不只是工程师，我们的设计师、PM，Claude Code团队里每个人都在提交代码。”不同工种都在写，吞吐量又这么高，验证该怎么做，成了Fiona反复追问的问题。

在传统软件公司，写代码是一种有门槛的专业活，设计师和产品经理被挡在门外。在Fiona的团队，这道门槛被Claude拆掉了。任何人有想法，都能让模型把它变成能跑的代码。听上去是彻底的解放，可它也意味着工程师的职业边界正在变得模糊。

黑客松与结对编程午餐带来的是什么

今年4月，Claude一个月就修掉了800多个API报错，这活儿要人来干，得花四年。但Fiona也警觉到了这背后的代价。她说，Boris早年是亲手敲代码的，那些对架构的理解，是在一行行写的过程里攒下来的，而现在的新人，未必还有这个过程。“也许有一天这不重要了，”她说，“但在我们这个速度下，我仍然认为，你得花时间去搞懂你依赖的那一层。”这是她的清醒：工具越强，越要提防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掏空。

更让Fiona担心的是“下一代”。她和Lenny走过的那条工程师成长路，已经不复存在。她抛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：如果一个软件工程师再也不用看代码，他还有什么动力，去真正搞懂基础设施怎么跑、内存怎么分配这些最底层的东西？

所以再回头看她的黑客松和结对午餐，它要弥补的并非只是气氛，而是知识传递、团队文化，以及工程师对“我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”的那点确认感。这些东西，是Claude无法代写的。

孤独感背后，程序员的角色变了

孤独感只是表层，背后是工程师这份工作正在被重新定义。最极端的例子是Boris——他已经八个多月没手写过一行代码，而是改成指挥AI智能体大军来帮他干活：有时是几百个，有时是几千个，甚至几万个。

同样，Fiona自己的工作方式也变了。她现在设了一条例行程序，每天定时自动替她翻反馈、派活给智能体。等她早上醒来，手边已经摆好一批待审的代码合并请求。抽象层一级一级往上抬，她离具体的代码越来越远。

不止他们，Anthropic曾对约40万次Claude Code会话做过一次隐私保护下的分析，结论很清楚：一次典型会话里，人做了约70%的规划决策，却只做约20%的执行决策。

人与Claude的决策分工。蓝色为规划决策（做什么），橙色为执行决策（怎么做），蓝色集中在左侧，意味着规划多由人拍板；橙色集中在最右的90–100%区间，意味着执行近乎完全交给Claude。

人决定做什么，Claude决定怎么做，这样的分工已经定型。而真正决定成败的，并非编程背景，而是领域专业度：越懂自己要解决的问题，模型替你干的活就越多、越准。换句话说，“写代码的人”正在变成“指挥代码的人”。

如今“角色”还剩什么？Lenny在节目里转述的一种说法，Fiona很认同：你花得最多的那部分是什么，就是你现在的角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