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家对话李勇：从抗VEGF到NVU时代，眼科创新药下一场革命已经开始

说抗VEGF是过去二十年眼科最成功的治疗突破，一点都不为过。

它让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（wAMD）和糖尿病黄斑水肿（DME）的命运被彻底改写——数百万患者因此避免了失明，也正是在这条赛道上，跑出了Lucentis、Eylea这样的重磅冲击波。

但当行业进入抗VEGF时代的第三个十年，越来越多以前可以忽略的问题，开始变得回避不了。

有些患者，明明黄斑水肿都消了，视力为什么还是上不去？

为什么患者必须长期、反复，甚至终身接受玻璃体腔内注射？

为什么那么多在动物实验里表现抢眼的新药，一进后期临床就折戟沉沙？

还有，为什么始终存在一部分患者对现有抗VEGF药物根本不响应或响应很差？

这些问题，看似不相关，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认知：VEGF很重要，但它不是疾病的全部。甚至，它可能都不是疾病最早启动的那个事件。

过去二十年，眼科产业上下都在拼命回答一个问题：“如何抑制异常血管”。

但未来，更紧迫的问题可能是：“如何恢复视网膜神经—血管—免疫微环境的长期稳态”。

这一认知的转变，正在从根本上重塑整个眼科创新药研发的逻辑。而李勇，恰好就站在这个转变的最前沿。

李勇与眼科的缘分，可以追溯到他的家学渊源。他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代眼科军医。在战地医院看尽眼疾之苦的环境下长大，让他从小就立下志向：要通过医学创新，帮助患者摆脱失明的宿命。这条初心，贯穿了他此后的所有经历——无论是做临床、搞科研、还是做产业。

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医学生，他有着长达12年的眼底病临床实践经验；随后远赴日本和美国，在科研与产业开发第一线干了近20年，深度参与了全球创新药的研发历程；2015年后，他又受邀到新加坡，负责国家级眼科转化医学与产业化平台的搭建。

临床、科研、产业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……这些经历串起来，让他始终习惯用两个视角去审视同一个疾病：一个是患者眼底真真切切正在发生的病理变化；另一个是全球眼科创新药研发逻辑的持续演变。

“临床让我理解疾病，产业让我理解路径，而平台建设让我理解系统。”李勇说，“真正重要的问题，永远来自病人，而不是实验室。”

01当抗VEGF开始回答不了所有问题

如果把时间拨回2005年前后，整个眼科创新药行业几乎都围绕着一个关键词旋转——VEGF。

Lucentis、A vastin，以及后来的Eylea，它们的问世第一次真正改变了wAMD患者的自然病程。

对当时的产业界来说，竞争逻辑也异常简单粗暴：谁抑制VEGF更强？谁维持时间更长？谁能让渗漏减少得更彻底？

那时，激光诱导的CNV模型和OIR模型，简直就是全球眼科创新的“标准答案”。基于这套模型的筛选和评价体系，推动着第一代抗VEGF药物走向成功，也给整个产业建立了一个统一且高效的药效评价框架。

但问题是，随着长期临床观察的不断积累，一个深刻的矛盾渐渐浮出水面：临床上的疾病，正在被重新认识和定义；而研发端沿用的模型——却还停留在过去。

“传统激光CNV模型，本质上就是一个急性组织损伤修复模型。”李勇解释得很透彻，“Bruch膜被激光打破后，机体启动伤口愈合反应。新生血管，只不过是修复过程中的一个伴随现象。”

换句话说，这个模型更像是在模拟创伤修复，而不是人类眼底真实的、慢性的视网膜疾病。

真正的人类AMD和DME，其病程往往要经历数年甚至十几年的缓慢演化。慢性炎症、持续缺氧、血视网膜屏障的破坏、Müller细胞功能异常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神经退变，它们共同构成疾病发展的底层基础。

更要命的是，传统动物模型有一个致命特征——它会自然恢复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病变会逐渐减轻，渗漏也会自然下降。当行业开始进入“长效药”的军备竞赛时代后，这个特征反而成了研发中最大的陷阱。

因为研究人员根本分不清：疾病改善究竟来自药物作用，还是模型自身正在“自我愈合”？许多号称“长期疗效显著”的数据，很有可能只是疾病背景自然下降所制造出来的假象。

“模型有效，并不一定等于临床有效。”这个判断，后来成了催生DL-AAA模型的重要逻辑起点。

022010 ARVO：一次被低估的转折

2007年前后，在Allergan参与神经保护项目的时候，李勇开始尝试一条与主流路线完全不同方向的思路。他没有直接去制造新生血管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一类在整个视网膜中长期被低估、却极其关键的细胞上——Müller细胞。

这种细胞简直像个“多面手”：它负责水代谢、离子稳态、血视网膜屏障的完整性、神经支持功能，还有免疫微环境的平衡。它实际上是连接神经、血管和免疫系统的核心枢纽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一个意想不到的现象逐渐浮现：当Müller细胞率先受损时，最早出现的并不是血管异常，而是整个视网膜的液体稳态开始失衡。随后，才一步步引发持续性血管渗漏、炎症激活，以及病理性血管改变。

2010年ARVO（视觉与眼科研究协会年会）上，李勇团队首次公开报告了这个模型。

“这个发现对我的触动非常大。因为它提示我们：视网膜新生血管，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‘VEGF过度表达’问题，更可能是整个神经—血管—胶质细胞单元（NVU，Neurovascular Unit）失衡后的最终结果。而Müller细胞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系统中的关键调控节点。”

在当时，外界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新发明的兔眼模型。但以今天的眼光往回看，这个模型真正挑战的，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技术路线，而是整个行业理解疾病的方式。

因为它第一次明确提出：持续渗漏和微环境失衡，可能比单纯的新生血管形成，更接近人类慢性视网膜疾病的本质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DL-AAA模型最大的贡献，并不在于建立了一个新评价工具。它的真正价值，在于推动了整个研发评价逻辑的切换——从“是否形成血管”走向“疾病是否持续活动”。

而这一点，恰恰是后来长效药、双抗、补体疗法、RNA药物以及基因治疗不断兴起与演进的理论基础之一。

03追问：下一个十年的眼科大药从哪里来

当旧神药的增长红利逐渐见顶，基于“NVU微环境综合调控”这个新认知，未来十年的眼科大药究竟会从哪个方向冒出来？

结合自己的产业观察，李勇梳理了四大高爆发增量赛道。

让患者摆脱长期反复治疗的噩梦，这是整个眼底病领域最大的临床未满足需求。未来十年，通过高浓度抗体、缓释系统植入剂，尤其是RNA药物与基因治疗这类能够实现长期表达的技术手段介入，行业的终极目标是——把治疗频率从“按月计算”降低到“数年一次”。

未来的眼科创新药，会越来越像肿瘤与免疫治疗，从单靶点阻断走向复杂的疾病网络调控。随着研究持续深入，行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：AMD这类疾病，本质上更像是一种慢性炎症与免疫失衡。单靶点时代已经翻篇。早在2015年前后，李勇就参与了信达生物IBI302项目（“VEGF+补体”双功能机制）的早期策略讨论。未来几年，“VEGF+补体”“VEGF+炎症”、抗纤维化等联合调控机制，注定会成为各大药企的必争高地。

说到底，真正决定患者视力结局的，是神经系统能否存活下来。一旦细胞死亡，所有损伤都是不可逆的。未来的焦点，将从单纯的“杀血管”逐步转向观察Müller细胞功能如何恢复、光感细胞如何得到保护、视神经如何实现长期存活。

AMD和DME将不再被视为同一种疾病，眼科也将告别“千人一药”的时代。患者会被精准细分为：VEGF主导型、补体驱动型、炎症或神经退行病变型。这也就意味着，转化评价体系必须实现“升维”——全面拥抱活体动态成像、AI影像定量分析，以及空间组学标志物。

“基因疗法动辄表达好几年，评价体系必须从短视的‘药效评价’切换到长期的‘疾病进程管理’。”李勇特别强调，“像过度表达是否会诱发慢性炎症？是否存在延迟性的神经毒性？这类长期安全性问题，在传统的短周期动物模型里，根本找不到答案。”

04从临床定义到转化闭环，决定创新药能走多远

赛道方向清晰之后，真正决定一个项目能穿越周期的，往往是更底层、更系统的能力。

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都极度狂热的环境中，投资人和Biotech很容易被热门的全新靶点、或者早期漂亮的动物数据冲昏头脑。

但在李勇看来，“眼科创新药是一个高度依赖转化的系统工程。决定一个项目成败的，往往不是分子本身，而是团队背后的系统能力。”

首先是

。科学上正确，不等于临床上有价值。今天的痛点是能不能减少注射频率，能不能真正改善患者长期的视功能、降低纤维化，以及能不能有效帮助那群“低反应”人群。

其次是

。机制、动物模型、生物标志物、临床终点、患者收益——这五个环节必须形成一个完整且相互印证的逻辑闭环。无数项目的失败，归根结底，就是倒在基础研究与临床之间的那层断裂带上。

第三是

。这背后涉及全球临床设计、监管沟通，以及资金链管理。李勇直言不讳：“很多项目不是科学上失败了，而是开发体系跟不上。到了二期、三期没钱了，再好的东西也没用。”

第四是

。在今天这个环境里，只做一个me-too式的抗VEGF，已经活不下去了。真正能成功的项目，很少来自一次灵光乍现，更多是源于一个团队围绕同一个临床痛点，持续积累超过十年。

如果说2005到2015年，眼科创新药的竞争主要是围绕VEGF展开的单靶点竞争；那么2015到2035年，竞争将越来越转向围绕疾病微环境重建的系统性博弈。

补体、炎症、Ang2、神经保护、RNA药物、基因治疗……这些赛道表面上分属不同领域，但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核心命题：如何恢复视网膜神经—血管—免疫微环境的长期稳态。

也正因如此，未来眼科创新药的产业影响力，将不再取决于某一个靶点是否新颖、某一个分子是否有效，而取决于企业能否把疾病机制、递送技术、评价体系、临床终点和长期商业化能力，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作战系统。

当话题转向当前国内热议的创新药“弯道超车论”与“出海热”时，长期在中美两地穿梭的李勇给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。

“差距是内在的系统性差距，没有历史的沉淀，光靠学习理论是赶不上的。”像再生元、基因泰克这些在过去20年抢占了眼科创新先锋地位的新兴巨头，它们的成功并非单纯靠眼科领域的传统积累，而是建基于极其厚实的抗体大分子与生物制剂底层平台。

哪怕是一滴看似简单的眼药水，背后也必须是经历过复杂的CMC生产验证、全球临床设计与多国监管沟通，一步步扎扎实实走出来的工业化过程。

“走在前人铺好的平路上，那是运气好。自己做创新药，本质上就是一个‘填坑’的过程。这些坑你没走过，等你真正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几十年沉淀下来的底蕴和差距到底在哪了。”

那么，到底该怎么跨越那条科技转化的“死亡谷”？

李勇在新加坡主导建立国家级平台的经历，给出了一个非常鲜活的答案。2016年前后，中国兴齐眼药与SERI（新加坡眼科研究所）合作，共同推进了低浓度阿托品在亚洲儿童近视防控中的转化开发。这个后来引爆中国近视防控市场的爆款案例，揭示了一个关键商业本质：真正成功的转化，不一定非要在实验室里发明一个全新的分子；而是把一套基于循证医学的数据体系、清晰的临床理念，以及真实的公共卫生需求，真正转化为了可规模化落地、可支付的医疗产品。

这也反过来印证了李勇始终坚守的核心理念：面对天然的科学边界，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动物模型，能完全复制人类几十年的病程演化。真正的转化医学，不只是把基础研究硬推向临床；更是让临床上的真实问题，反过来绝对定义科学研究的起点。

“过去二十年，我们努力阻止患者失明；未来二十年，我希望我们能够真正保护视觉功能，甚至恢复视觉功能。那将意味着眼科创新药从疾病控制时代，真正进入疾病改变时代。”

访谈的尾声，当被问及对眼科医学发展最深的期待时，这位曾在战地军医家庭长大、看尽失明之苦的行业老兵，给出了这个颇具人文温度的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