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影《阿嬷》赞赏妇女忍受、守寡精神

关于电影《阿嬷》（也有译作《给嬷嬷的情书》），近期舆论场热度不低。票房据说突破了10亿元，但走进小场次影院，二三十元的票价下，观众依然稀稀拉拉；都说放映时哭倒一片，现场却鸦雀无声。这种反差让人不禁要问：这部电影到底水平如何？

流量从来不等于质量，泪水也可以是廉价的。观众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如何欣赏一部电影，如果动辄被煽情所打动，反而说明文化识别能力有待提升。好电影首先得有一个好故事。影片取材于闽南、潮汕地区几代人下南洋谋生的真实背景，这一题材不乏耳熟能详的感人原型，本应大有可为。但遗憾的是，《阿嬷》缺少一个能撑起全片的好故事。整个情节平淡如水，既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来揪住观众的心，也没有足够饱满的情感输出让人共情。那么，那些传闻中爆发的眼泪究竟从何而来？

电影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：潮汕男子郑木生为谋生独闯南洋，留下妻子叶淑柔和三个孩子守在家里。此后十数年至二十年间，他音信全无，只有一封封侨批定期寄回，报着平安，汇来救急的生活费。直到18年后，儿子晓伟赴泰国寻亲，才得知父亲早已去世——那些持续18年的侨批，其实是另一位与郑木生有亲情关系的潮汕女子谢南枝，为了让淑柔不至于绝望，以他的名义伪造并寄出的。

男人迫于生计远走他乡，妇女在家独守空房几十年——这样的故事本质上是旧时代宗法制度强加给女性的悲剧。像叶淑柔这样的“守活寡”境遇，绝不是什么幸福人生，不值得被彰扬、被歌颂，甚至不值得用廉价的悲悯去消费。真正值得反思的，是造成这种命运的社会制度。当然，叶淑柔以一己之力撑起一片天、养活一大家子，这份坚韧难能可贵。但把苦难、孤独与忍受包装成“情义”或“美德”，会模糊人们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分辨能力。鼓吹凡事忍为上、在任何境遇下都应逆来顺受，而不鼓励追求个人幸福，这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扼杀。

鲁迅在《祝福》中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三从四德对祥林嫂的摧残，并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审视这种悲剧，从未把祥林嫂的命运归结为“守诚不够”。一百多年后的今天，一部类似题材的电影却把妇女的忍受与守寡当作正面主题来弘扬——这无疑是一种反封建思想的倒退，比鲁迅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纪。

回溯历史，封建社会里，皇帝为官员、文人的妻子在家乡固守贞洁的行为立牌坊表彰，其本质是倡导封建礼教对妇女追求幸福的压抑。目的很明确：防止妇女追求个性自由，从而影响官员、文人长期为帝王服务，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。

当然，华侨的侨批客观上为改善侨眷生活、为社会经济持续输血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数百万华侨背井离乡，在异国打拼，将血汗钱寄回家乡，把思念写进信里，体现了侨胞血脉相连、同根同源的传统。谢南枝十八年匿名寄款，不求回报，默默付出，用一生的辛劳为另一个陌生女人撑起希望——这份善意值得尊敬。

《给嬷嬷的情书》的编剧、导演和演员都是初出茅庐的青年，在电影制作上显然还缺乏经验，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。华侨题材本来不乏令人难忘的故事，但编剧未能选取到更具冲击力的素材。导演在叙事上持续采用慢节奏，进一步加重了故事的平淡无奇。演员方面，除了扮演晓伟的演员之外，其他大多数演员的表情都显得呆滞，在演技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华侨出洋打工，用自己的血汗为家庭和社会创造财富，可讽刺的是，在过去几十年里，这种行为曾遭到否定——被作为可疑的“海外关系”甚至“通敌”的可能来追查，不少侨胞因此受到伤害。同样的主题如今在更广阔的领域里上演：从华南侨胞出洋，演变为全民追求出国；从侨汇汇款，发展到更大规模的海外财富积累。期间有多少血泪交织的故事值得后人叙说？但现实题材的留洋叙事，比历史题材面临更多的禁区。对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禁忌，使得这类题材的电影更难突破，只能等待合适的时机和优秀的人才来打破僵局。